什么是新興技術？

　　典型的新興技術包括合成生物學、基因驅動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

　　其中，合成生物學可以創造出將生物質轉化為柴油的細菌，基因驅動技術可以幫助消滅瘧疾等蟲媒疾病，而人工智能技術則是從無人駕駛汽車到個人護理機器人得以誕生的幕后功臣。

　　總體而言，新興技術可以分為三大類：首先是那些與信息、網絡和數據傳輸有關的技術，包括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大數據；其次是生物學技術，比如抗旱作物和生物燃料的基因工程、人造肉、基于RNA1、基因組和微生物群的新治療技術；第三是那些用于制造更堅韌材料（比如納米碳纖維復合材料）和更優質電池（比如采用了鍺納米線的電池）、回收核廢料以及從海水淡化副產品中提取金屬的化學技術。

　　變革力量和潛在風險

　　新興技術所帶來的變革性力量正在一次次刷新人們的生活。與它所帶來的效益和驚喜相對應的，是人們對于新興技術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的擔憂。

　　這些風險有些可預見，有些則不可預見。

　　可預見的風險包括：管控不力（就像有時候在轉基因作物試驗中發生的那樣）或存儲錯誤（就像2014年美國疾病控制實驗室處理致命病毒時發生安全事故）所造成的危險物質泄漏；新興技術的失竊或非法販賣；電腦病毒、黑客對人體植入物的攻擊，或者生化戰爭。

　　像合成生物學和人工智能這些新技能的形成，尤其會伴隨著風險，更糟糕的是后者還無法在實驗室里得到充分評估。一旦新興技術這個精靈跑出瓶子,就可能被用錯地方，或導致發明初期無法預測的后果。猶如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一發不可收拾。

　　以合成生物學為例，它的問世讓人類在基因改造上更進了一步。目前正在開發中的合成生物學應用有：從大腸桿菌生產生物燃料；人工設計生物體用于污染物或爆炸物的感測器；通過光遺傳學技術使神經細胞對光敏感并用激光控制神經信號，這項技術有望對神經系統紊亂疾病的治療產生革命性影響；3D打印抗癌病毒等。

　　但與這些巨大潛在利益相伴的是一系列難以控制的風險。

　　如今的酵母已經被用于制作嗎啡。不難想象，合成生物學很可能會為非法藥物的生產大開方便之門。用廉價的人工合成品替代像香根草這樣的高價值出口農產品，則可能會奪走農民賴以為生的收入來源，動搖原本就很脆弱的經濟根基。隨著DNA讀取技術越來越經濟易得，有人可能會盜取一綹頭發或其他遺傳物質來收集醫學敏感信息或做親子鑒定，從而侵犯他人的隱私。

　　不過，最令人擔心的風險還是合成生物體本質上所具有的危害性，無論這種危害是源于失誤還是恐怖目的。因為生物體的自我復制本質將會讓它們變得既強健又具有攻擊性。這種特性一旦被用于恐怖活動，后果不可想象。再加上合成生物學是“小技術”，不需要大型且昂貴的設施，所用的資源也不容易追蹤。可以想見，有朝一日可能會有一個無賴發明出了某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比如像埃博拉那樣致命并且像流感一樣易于傳染的病毒。

　　再比如基因驅動技術，該技術為人們祛除某些最嚴重的健康和環境風險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比如，它可以通過改編蚊子的基因組，根除整個地區的瘧疾和其他蟲媒疾病；還可用于對付除草劑和殺蟲劑抗性，以及消滅威脅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入侵物種。

　　然而，基因驅動技術也可能會給野生生物、莊稼和家畜造成意想不到的損害并殃及其他相關的生態系統。

　　就人工智能而言，如今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識和應用。比如統計學方法顯著改進了谷歌自動翻譯服務器以及像蘋果Siri這樣的個人數字助理設備的性能，而谷歌自動駕駛汽車已經在公共道路上行駛了數十萬英里。

　　這樣的技術轉型如果操作妥當，無疑會極大地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但操作不當的后果卻會是災難性的。按照世界頂尖人工智能教科書的合著者之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斯圖爾特·拉塞爾（StuartRussell）的說法，核心問題在于人工智能的目標與人類目標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如果比人類聰明的人工智能產品制造出來后，其目標設定與其發明者的初衷稍有偏離，不知道能否阻止它們利用各種現有資源來實現這些目標。到時候恐怕只能像黑猩猩阻止人類為所欲為一樣無助。

　　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近期挑戰亦不容忽視。在未來數十年內,人工智能有可能會部分或全部替代眾多行業中的人類勞動，那么是否能通過足夠及時的再培訓保住工人們的就業率？另外，以往的技術革命浪潮在砍掉舊崗位的同時也會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但由人工智能技術所引發的結構性失業則可能會長期持續，這又該如何調整？還有，一些國家正在努力開發能夠評估信息、選擇目標并且不借助人力開火的致命性自武器系統，如果它們觸犯了國際法，誰來負責？在武器系統使用之前或者使用期間，如果發生人為干預怎么辦？人類勢必會插手自動武器的編程，問題是在開始使用武器的一刻，人類是否會終止對武器的控制？這些都尚無答案。

　　風險控制和挑戰

　　有什么辦法能預防上述風險和后果的發生？

　　簡而言之，人類需要把眼光放遠，做好面向未來的準備，以抵消“技術進步快于社會對技術控制的勢頭”。

　　正如上述所說，從正式規定到行業內部行為準則，再到文化規范，有效的治理機制可以降低由濫用新興技術引發的各種風險。然而，治理機制的缺位卻對風險的管控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

　　首先，目前的監管框架不夠完善。法律法規在某些特定新興技術領域較為完善，而在其他領域、哪怕是從概念上講和前者相似的領域卻十分薄弱，甚至是完全缺位。比如，商用飛機上自動駕駛系統的使用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嚴格監管，但是對于無人機的使用，無論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迄今都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監管政策。

　　對于新興技術的不良后果，各地的文化心態也存在差別。

　　舉例來說，對轉基因產品的公眾接受度在美國比在歐洲要高，所以歐盟把預防性原則變成了制度，而美國人則相信大多數挑戰都可以靠“技術手段”來化解。

　　因此，應當通過相應的保障、監管和治理措施整合、協調各國的行動，使之具備應對潛在全球性風險的能力以及適應不同文化偏好的靈活性。

　　對于那些未來發展方向高度不確定、其后果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會顯現出來的技術，必須在今天就做出決策，并且不同的階段應有不同的監管措施。與此同時，決策過程中只顧眼前利益的思維慣性必須得到克服。

　　隨著新發明涉及的學科和技術越來越多，監管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現在的問題是缺少相應的機制來決定哪個監管部門（如果存在的話）應該對新興技術負起責任。

　　總的來說，在預防和創新之間求得平衡很難。具有潛在效益的創新成果，不冒一定風險是無法得到檢驗的。另外，監管漏洞的存在會使權力出現真空，導致宗教運動組織乘虛而入，從而對社會施加更多影響并可能扼殺創新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