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環境經濟政策改革仍處于快速推進期，原環境保護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相關部門在創新運用市場和經濟手段、促進節能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持續增加，環境資源價格手段調控效應顯著，環境稅費改革深入推進，跨省界流域橫向補償探索不斷加快，綠色金融迅猛發展，環境市場機制不斷健全。

原環境保護部作為環境經濟政策改革的主要職能部門，在環境經濟政策的創新和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牽頭編制了《“十三五”環境政策法規建設規劃綱要》，明確了到2020年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的目標、主要任務和實施路線圖。這也是原環境保護部牽頭編制的第二個以推進環境政策改革為主要目的的專門性、部門性、政策性五年期規劃，對深入推進“十三五”時期國家環境經濟政策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2017年，黨的十九大成功召開，明確了環境管理制度和環境治理體系建設的方向，高度重視環境經濟政策手段在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中的作用，提出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建立市場化和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等環境經濟政策改革任務要求，為未來的環境經濟政策改革提供了嶄新動力，也為下一步環境經濟政策改革與創新指明了方向。

環境財政投入增加，補貼覆蓋多領域，有力促進了污染減排

節能環保支出預算較2016年增長0.5%

2017年3月28日，財政部公布了經全國人大批準的《2017年中央財政預算》。2017年中央本級支出預算數29595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1813.96億元，增長6.5%。節能環保支出預算數為297.07億元，比2016年執行數增加1.58億元，增長0.5%。其中，節能環保支出預算中污染減排、環境保護管理事務、污染防治類預算增長較快，預算數分別為2016年執行數的151%、135.9%和136%。另外，環境監測與監察、退耕還林、循環經濟類預算收緊，預算數分別為2016年執行數的77%、61%和30%。

2016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逾9000億元

2000年以來，我國環保投資總額總體呈現出增長趨勢。2016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219.8億元，相比2015年上升4.7%；環保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1.24%。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總量先上升后下降至2010年的400億元，繼而又快速增加，2016年達819億元，比2015年增加了5.9%，比2000年增長了248.8%。其中，大氣治理完成投資量及其占比始終為當年最大值，且其變化顯著，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90.9億元增至2016年的561.5億元。

環保專項資金規模預計達到497億元

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的環保專項資金規模預計達到497億元，用于水、大氣、土壤污染防治以及農村環境整治、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修復等。截至2017年11月，中央財政安排的環保專項資金已經下達390億元。

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資金方面，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160億元，比2016年增加了49億元，重點支持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珠三角13個省（區、市）大氣污染防治，重點保障燃煤鍋爐整治、散煤替代、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治理、機動車污染治理等，其中60億元專項資金用于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試點。“十三五”以來，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專項資金272億元，有力改善了大氣環境質量，促進北京和河北完成了“大氣十條”的目標任務。

水污染防治專項資金方面，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85億元，支持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水質良好湖泊生態環境保護等，主要用于污水處理設施建設、黑臭水體治理、工業集聚區污水處理、區域水環境綜合整治、截污納管等。“十三五”以來，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專項資金216億元。

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方面，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65億元，主要用于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土壤（含重金屬）污染防治，新啟動一批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技術應用試點項目，加快推進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區建設。“十三五”以來，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專項資金150億元。

農村環境整治專項資金方面，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60億元，重點支持南水北調沿線及重點水源地周邊，主要用于農村污水垃圾處理、飲用水水源地保護、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等。從2008年啟動至今，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專項資金435億元，到2017年底，預計可完成整治村莊約12.9萬個，受益人口近兩億人。

環保電價補貼最高可達3.7分/千瓦時

我國脫硫、脫硝、除塵、超低排放等環保電價補貼最高可達3.7分/千瓦時。截至2017年底，全國基本完成統調燃煤發電機組脫硫、脫硝和除塵改造，二氧化硫排放績效從2005年的每度電6.36克降低至2016年的0.39克，氮氧化物排放績效由2005年的每度電3.62克降低至2016年的0.36克，有效促進了燃煤電廠污染減排。

首次下調分布式光伏發電補貼標準，繼續推進新能源汽車補貼

2017年光伏行業發展迅猛，在政策與市場的雙重作用下，距離光伏發電平價上網目標越來越近。2017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下發了《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項目價格政策的通知》，首次下調分布式光伏發電補貼標準，全電量度電補貼標準較現行標準降低0.05至0.37元/千瓦時；村級光伏扶貧電站（0.5兆瓦及以下）標桿電價、戶用分布式光伏扶貧項目度電補貼標準保持不變。

2017年7月，北京、廣州、貴州、江西、重慶以及深圳、成都、貴陽、柳州、廣元、廣安、宿遷、廈門等13個省市出臺了2017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除江西以及成都、柳州、廣元、宿遷補貼標準低于中央補助標準的50%外，其余省市均按照中央補助的50%執行。各類車型在2019～2020年，中央和地方補貼標準和上限在現行基礎上退坡20%，在新能源車目錄車型的，到2017年12月31日免征購置稅。

財政補貼“直補到戶”助推“雙替代”

2017年，北京完成了900余個村莊的“煤改清潔能源”工作，采取“直補到戶”的方式將市區兩級政府的補貼直接撥付給電力公司，同時延長谷段時段，讓農戶可以有更多時間享受谷段電價。

天津完成了16.6萬居民的“煤改電”工程，除采取峰谷電價補貼政策外，每個采暖季還給予農戶60%的電費補貼，改造后平均每戶每天采暖用電量為50～60度，平均每天采暖費近10元。

河北出臺《關于加快實施保定廊坊禁煤區電代煤和氣代煤的指導意見》，“電代煤”用戶設備購置補貼為投資改造費用的85%，采暖期居民用電補貼為0.2元/千瓦時，同時在采暖期間不執行階梯電價；而“氣代煤”用戶設備購置補貼為投資改造費用的70%，采暖期用氣補貼為1元/立方米，同樣不再執行階梯氣價。

綠色農業補貼力度不減

繼續開展測土配方施肥補貼，減少農業面源污染。為鼓勵和支持農民科學施肥、提高肥料使用效率、促進農民節本增收、減少農業面源污染，2005年國家設立了測土配方施肥試點補貼資金，對測土、配方、配肥等環節給予補貼及項目管理費。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測土配方施肥專項資金7億元，繼續推進測土配方施肥，結合“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的目標，選擇一批重點縣開展化肥減量增效試點。

積極利用秸稈補貼，促進秸稈綜合利用。為加快推進秸稈綜合利用，國家設置了秸稈綜合利用補貼資金，對開展秸稈收儲和進行秸稈肥料化、飼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利用的各類主體進行補貼。

補貼方式和標準如下：在秸稈粉碎還田機補貼方面，根據國家補助政策，補貼粉碎還田機6.72萬臺，補助資金2.25億元；在秸稈養畜示范補貼方面，國家長期支持秸稈飼料化項目建設。據統計，中央財政累計投入了18.5億元用于建設秸稈養畜示范區，示范區數量超過了1000個。在秸稈生物燃料化補貼方面，秸稈熱解氣化、秸稈生物氣化、秸稈固化成型、秸稈碳化等燃料技術一直受國家財政補貼，且近年來補貼力度逐漸加大。補貼區域為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山東、河南10省（自治區）。

部分省市開展了有機肥補貼。最早開展有機肥補貼的是上海，每噸補貼200元；江蘇從2006年開始補貼，每噸由省財政補貼150元，市財政補貼50元；北京從2007年開始補貼，每噸補貼250元；山東從2008年開始補貼，每噸補貼300元。

政府綠色采購清單執行工作規范化程度提高

2017年1月9日，財政部下發了《關于印發節能環保產品政府采購清單數據規范的通知》，要求逐步提高節能環保產品政府采購清單執行工作的規范化程度。財政部分別于2017年6月15日和12月11日印發了《第二十二期節能產品政府采購清單》和《第二十三期節能產品政府采購清單》，節能清單所列產品包括政府強制采購和優先采購的節能產品，同時發布了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20期。

環境資源價格更趨合理，但還須補齊政策短板

全國范圍內統一停征排污費和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費

隨著排污費改稅工作的推進和實施，以收費手段調控排污行為的規制模式將轉變為環境稅收制度。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環境保護稅法》，現行排污費更改為環境保護稅。這意味著實施了三十多年的排污費退出了歷史舞臺。

2018年1月1日起，環境保護稅正式開征，將以更加規范、法律效力更強的稅收方式發揮激勵和約束作用。

2018年1月7日，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原環境保護部、國家海洋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停征排污費等行政事業性收費有關事項的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停征排污費和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費。其中，排污費包括污水排污費、廢氣排污費、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排污費、噪聲超標排污費和揮發性有機物排污費。

污水處理費改革不斷前行，多個地區上調征收標準

2017年6月9日，廣州發展改革委發布《關于調整我市污水處理費有關問題的通知》，調整中心城區（天河、越秀、海珠、白云、荔灣、黃埔區和番禺區大學城）污水處理收費標準。

2017年7月26日，濟南發布《關于調整城市非居民用水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的通知》，規定城市（公共管網）供水價格中非居民用水、特種用水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由每立方米1.3元調整為1.4元。

2017年11月23日，烏魯木齊下發《關于調整烏魯木齊市污水處理收費標準和排水管網維護費的通知》，結合實際調整了污水處理收費標準和排水管網維護費。

水資源費各地平均征收標準已調整至最低標準以上，北京、天津水資源費最高

2013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財政部、水利部聯合印發《關于水資源費征收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水資源費征收標準的制定原則、分類和各地“十二五”末最低標準及調整時間表，要求在2015年底前各地水資源費平均征收標準應調整至最低標準以上。截至2015年底，各地水資源費均已按要求調整到位。

目前，水資源費是城鎮公共供水終端水價的組成部分。2017年，全國各省區中，北京、天津的水資源費最高，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資源費的平均征收標準分別為1.6元/立方米和4元/立方米。上海、安徽、福建等13個地區的水資源費征收標準最低，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資源費的平均征收標準分別為0.1元/立方米和0.2元/立方米。

農業水價綜合改革穩步推進，須以“花錢買機制”等方式建立健全農業水價形成機制

2017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全面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加快建立合理水價形成機制和節水激勵機制。現階段要通過“花錢買機制”等方式，建立健全農業水價形成機制，同步建立精準補貼和節水獎勵機制，總體上不增加農民負擔，調動各方推進改革的積極性。

自2014年實施農業水價綜合改革以來，全國27個省80個縣200萬畝農田開展了試點。目前農業水價綜合改革穩步推進，覆蓋全國797個縣、5200萬畝灌溉農田，其中2016年和2017年分別增加約2000萬畝和3000萬畝灌溉農田。

2017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水利部、原農業部、原國土資源部等五部委聯合下發《關于扎實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的通知》，要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在全省（市）范圍內率先全面推進改革，力爭2020年底前完成改革任務；部分條件好的市、縣要在1～2年內率先完成改革任務。不僅如此，針對部分水資源匱乏地區，該通知將水價每噸上調0.2元。同時，要求堅持“先建機制、后建工程”的原則，按照《“十三五”新增1億畝高效節水灌溉面積實施方案》有關要求，“十三五”期間，每年安排的2000萬畝高效節水灌溉項目區要全部實施農業水價綜合改革，同步開展工程建設與機制建立，率先完成改革任務。

31省區市全部實施居民階梯水價制度，非居民用水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尚待完善

2017年我國各地區平均居民生活和工業自來水單價差異明顯，北京、天津、吉林等地區水價相對較高。這些地區水資源短缺，高水價有利于促進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城市水價合理反映了供水成本，兼顧社會承受能力。同時，要通過完善水價形成機制，建立健全階梯水價制度，促進水資源優化配置。

2017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創新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完善農村供水水價形成機制，對城市周邊已納入城鎮自來水供應范圍的農戶，實行統一的居民階梯水價政策。到2017年8月，31個省份全部建立實施居民階梯水價制度，有效調動了居民節約資源的積極性。

2017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的《關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鎮非居民用水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出，各地要根據用水定額，充分考慮水資源稀缺程度、節水需要和用戶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確定分檔水量和加價標準。通過構建城市供水價格形成機制，完善居民階梯水價制度，優化分級水量安排，合理設置分級水價，有效發揮階梯水價調節作用。同時，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利用價格杠桿促進工商企事業單位節約用水。

再生水價格地區差異大，且相關政策較少

2017年，各地區再生水價格差異較大，貴州再生水價格為10元/立方米，而新疆僅為0.1元/立方米，這與技術工藝、處理規模等密切相關。地方再生水利用相關政策也相對較少，只是針對再生水的有償使用整體性進行了規定。如2017年2月河北出臺《河北省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管理辦法》，指出再生水實行有償使用，鼓勵成立再生水經營企業。

居民階梯電價由按月執行改為按年執行更為合理

2012年7月1日起全國試行居民階梯電價。全面試行兩年后，包括湖北、山東、廣西、重慶在內的多省市調整階梯電價執行方式，由按月執行改為按年執行，這一舉措充分考慮了分檔電量的季節性因素，緩解了因季節差異導致不同月份用電量不同的矛盾，保證居民充分使用第一、二檔電量，降低電費支出，政策更為合理。2017年我國多數省市依然執行該舉措。

2017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北方地區清潔供暖價格政策的意見》，要求完善“煤改電”電價政策，在適宜“煤改電”的地區要通過完善峰谷分時制度和階梯價格政策，創新電力交易模式，健全輸配電價體系等方式，降低清潔供暖用電成本。合理確定采暖用電量，鼓勵疊加峰谷電價，明確村級“煤改電”電價政策，降低居民“煤改電”用電成本。

對鋼鐵行業實行更加嚴格的差別電價和基于工序能耗的階梯電價

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去產能方面，價格主管部門對水泥、鋼鐵、電解鋁等生產企業實行階梯電價，對未完成化解產能任務的鋼鐵企業實行差別電價，加快推進落后產能淘汰，取得了顯著成效。自2017年1月1日起，國家對鋼鐵行業實行更加嚴格的差別電價政策和基于工序能耗的階梯電價政策，規定鋼鐵行業淘汰類企業由每千瓦時加價0.3元提高至每千瓦時加價0.5元；未按期完成去產能任務的鋼鐵企業每千瓦時加價0.5元。在進一步加大差別電價的同時，對鋼鐵行業實行階梯電價政策。據測算，能耗較高的鋼鐵生產企業成本每噸將增加30～50元。

資源價格改革尚存4大問題

再生水管理法律法規可操作性不強。從現行的各級法律法規來看，不論是《水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還是《城鎮排水和污水處理條例》，在推廣使用再生水、采取措施提高再生水回用率、政府優先采購再生水節能產品、再生水納入水資源統一配置等方面，均以“應當”的字眼來表述，并未制定任何硬性規定，也無配套措施和罰則，因此再生水回用并沒有得到國家強力支持。

差別電價執行力度不夠。多數省份執行差別電價政策的產業類別和行業目錄更新不及時，未實行動態管理，導致政策執行力度不夠，實際執行差別電價的范圍偏小，企業之間存在不公平現象，影響了差別電價政策執行效果，不利于節能減排政策的實施。

懲罰性電價政策未得到全面貫徹。對于懲罰性電價政策，各地政府重視程度不一致，尚有部分省份未出臺懲罰性電價實施辦法。已出臺懲罰性電價實施辦法的省份，由于對行業限額標準、加價標準、征收范圍、收入使用等存在不同認識，以及與差別電價在執行范圍上存在一定沖突等，致使懲罰性電價政策執行參差不齊，未能全面貫徹落實。

制度保障欠缺。面對一些地區出現的行政干預、拒繳欠繳等違法現象，征費稽查機構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手段和形式單一。

資源價格改革重在補齊短板

制定專門的再生水管理法律法規并完善配套措施，制定再生水有償使用標準，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手段來促進再生水的合理利用。新制定的法律法規要更具可操作性，再生水地方性法規首先要將再生水從節水或水資源保護等相關法律法規中剝離出來，確定其重要的戰略水資源地位，建立專門的法規。

加強水價補貼與獎懲機制。要按照《關于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的意見》明確的各項改革任務，統籌農業水價形成機制與精準補貼和節水獎勵機制，在總體上不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促進農業節水的體制機制。在此基礎上，統籌考慮供水成本、水資源稀缺程度、用戶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農業水價改革方案，把握好水價調整幅度和節奏，將農業水價一步或分步提高到運行維護成本水平，有條件地區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

擴大差別電價、水價政策覆蓋面。完善高耗能、高污染、產能嚴重過剩（以下簡稱“兩高一剩”）等行業差別（階梯）電價、水價政策，鼓勵各地結合實際擴大政策實施覆蓋面，細化操作辦法，合理拉開不同檔次價格，倒逼落后產能加快淘汰。對“兩高一剩”等行業要實行更高的加價標準，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缺水地區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大加價標準，充分反映水資源稀缺程度。全面推行城鎮非居民用水超定額累進加價制度，嚴格用水定額管理，合理確定分檔水量和加價標準。

探索新能源市場化定價方式。根據技術進步和市場供求，實施風電、光伏等新能源標桿上網電價退坡機制，2020年實現風電與燃煤發電上網電價相當、光伏上網電價與電網銷售電價相當。完善大型水電跨省跨區價格形成機制。開展分布式新能源就近消納試點，探索通過市場化招標方式確定新能源發電價格，研究有利于儲能發展的價格機制，促進新能源全產業鏈健康發展，減少新增補貼資金需求。

加強價格調控監管，包括加強價格監測分析，健全價格調控機制，完善價格補貼聯動機制，加強信息共享，強化數據分析應用等。

生態補償路線圖基本明確，中央和地方加大補償力度

中央開始積極推進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

201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提出完善重點生態區域補償機制、推進橫向生態保護補償。2016年12月，財政部、原環境保護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出臺了《關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指導意見》，明確了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工作目標。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嚴格保護耕地，擴大輪作休耕試點，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養生息制度，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隨著一系列政策的密集落地，國家生態補償制度框架已經構建，發展路線圖也已基本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