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臺積電和富士康是世界最大的兩家代工企業。臺積電專注芯片，富士康專注消費電子硬件，它們分別生產了信息產業的心臟和軀殼，且看這兩家企業如何尋找制造業利潤。

張忠謀已經87歲了，滿頭銀發，終于宣布從臺積電退休了。68歲的郭臺銘仍在商海搏殺，每天16個小時小心駕駛富士康這艘巨輪緩緩轉舵。65歲退休的“宣言”已成令人心酸莞爾的“戲言”。世界最大的兩家代工企業臺積電和鴻海都在臺灣。在那段激蕩而不失浪漫的歲月里，他們是寶島臺灣的“御風者”，也是“造雨人”。

故事有兩個版本。西進的鴻海成了富士康，背靠十億人口和市場，它的背景里有大陸改革開放的印跡；而扎根臺灣的臺積電憑借的是張忠謀個人的產業積累及臺灣政府支持，把握住了美日產業轉移和半導體產業飛躍期的結構性機遇。

代工巨頭的出現意味著全球分工登峰造極，而大佬一再被提起的另一面是，臺灣已多年沒有積極參與全球競爭里的新生代企業家出現。對今日的臺灣而言，已不只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困境，更可能是世間再無臺商的“大勢”。

全球主義退潮，對在族群分裂及政治風波中搖擺多年的臺灣經濟而言，新的挑戰已經來了。而張忠謀與郭臺銘故事可能也會為我們彷徨的世界工廠提供鏡鑒，關隘在前，我們有自己的張忠謀和新大陸嗎？

“市場是我的祖國”

臺積電殺入半導體行業，第一塊敲門磚靠的是掌舵人張忠謀和半導體大佬們的交情。

張忠謀刷臉，在全世界給剛成立的臺積電挖人，最后挖來了GE前半導體總裁。他倆又一起刷臉，把英特爾那位傳奇的偏執狂CEO安迪·格魯夫請到臺灣。“世界上沒有ISO 9000，英特爾的認證就等于國際通行證。”

臺積電成立的1987年，蔣經國宣布臺灣結束人類史上最長的戒嚴期，大陸也在這一年開放了臺胞探親的政策。半導體產業在美國已經發展了近30年，日本卻后來居上把美國人壓得喘不過氣。這一年前十名的半導體廠商五家日本企業，前三名被日本人屠榜。后進生臺灣要進入硅工業，老江湖張忠謀判斷芯片設計能力短期難以攻克，芯片制造環節幾乎成了唯一選擇。

英特爾來一趟臺灣不是白來，他們把價格壓得很厲害，但張忠謀咬牙做賠本買賣，買來英特爾的認證總歸合算。臺積電拿著這張通行證，就這么進了半導體行業。

張忠謀能夠刷臉，在于他的江湖地位。1974年時，商業周刊形容他是掀起全球半導體大戰，讓競爭對手發抖的人物。那時他進入德州儀器（當年的半導體世界第一）已經16年，是主管公司的半導體業務的副總裁，公司的第三號人物，也是華人當時在歐美科技企業里最高紀錄的保持者，后來這個角色成了微軟的陸奇。

巧的是，也在這一年臺灣半導體產業開始萌芽，張忠謀與臺灣半導體的伏筆也在同期埋下。當時臺灣主管經濟的人物是外省人孫運璿，他推動臺灣開始十大建設，工研院也在這年設立電子工業研究中心。幾年后，孫將出任臺灣行政院長，若不是突發腦溢血，蔣經國之后國民黨的接班人是他，應該也不會有李登輝什么事了。

張忠謀跟孫運璿打交道，是在一個“不快樂的場合”——德州儀器裁員。當時IC產業從美國往東亞轉移，德州儀器也在臺灣設立了工廠。那年下半年，全球半導體產業景氣不好，德州儀器全球分公司大裁員，在臺灣有兩三百號人可能要失業，張忠謀得向臺灣的主管部門打招呼。見面時，張忠謀講裁員和產業不景氣，孫運璿就追問不景氣的原因和產業的詳細信息。臺灣的技術官僚們其實心里已敲定了要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張忠謀這個人已經算是在臺灣政壇大佬那里掛上了號。

這時，24歲的郭臺銘還沒到受人矚目的時刻，他剛剛創立鴻海塑膠，從電視機的黑白按鈕做起。相比張忠謀從事的半導體產業里復雜的制程工藝、光刻機等高大上的新鮮詞，郭臺銘選了個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

現在臺灣說起張忠謀創業史總喜歡用“回到臺灣”這個字眼，但其實當年的張忠謀只能叫“去臺灣”。那時的他對大陸的了解遠比臺灣來得深。他1931年出生在寧波，父親是寧波鄞縣的財政局長，少年期正值日本侵華十四年，在戰火中輾轉了香港、上海、重慶等多個城市。1950年未來的臺灣之光郭臺銘在臺北縣出生時，張忠謀已在前一年赴美入學哈佛，成為當年唯一的中國學生。

把張忠謀從美國請到臺灣，孫運璿花了不少力氣。先是拜托在美國的華人幫忙挖角，而后是他的下屬，臺灣科技產業之父李國鼎親自挖人。由于張忠謀在德州儀器的股票未能行權，第一次挖角并沒有結果。要到1985年張忠謀在德州儀器股票兌現，他才真正從國際大公司里兔子賽跑的境況中抽身，以54歲的退休之身到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光發熱。

臺積電創業，本質上是個在邊遠小門派扶植下大神帶著草臺班子練成大招逆襲名門的故事。張忠謀已是行業大佬，才有臺灣的主政者多次拋出的橄欖枝。也正是他的身份，讓代工這條無人走過的模式能夠在臺積電堅持下去。這從側面說明了臺積電的確是臺灣的“國企”，所以才會有停電先保臺積電。

而小字輩的郭臺銘這時還沒能成為全世界市長州長們的座上賓，他要走一條不同于臺積電的草根創業路。

但某種程度上，郭臺銘和張忠謀的步調又有著驚人的一致。張忠謀和孫運璿第一次見面時，郭臺銘辦了自己的公司鴻海塑膠。張忠謀到臺灣工研院那年，郭臺銘已意識到國際市場的重要性，他設立Foxconn（傳說中的富士康），后來別人解讀時說指的是像狐貍一樣狡猾，本意其實是鴻海最初的業務連接器和公司兩個英文單詞的縮寫。也正是當年，鴻海發展過第十個年頭，以5億6,000萬臺幣的營收正式進入《天下》雜志制造業一千大排名。

無名小子郭臺銘開始被臺灣銘記，而讓他被世界銘記的更重要選擇要到1987年。媒體報道當時廈門的“和平碼頭彌漫著激動而又感傷的氣氛，處處可見親人相見抱頭痛哭的場景”。在老兵回鄉的淚水中，37歲的郭臺銘第一次回到老家山西晉城。這時，比他小十八歲的李彥宏剛剛從山西考入北大，離互聯網點石成金的時代還要再等十幾個年頭。

從山西晉城返臺的路上，郭臺銘和太太林淑如經過深圳。天生的商人郭臺銘就在這里發現，在土地價格暴漲，勞動力工資上漲、臺幣升值的臺灣之外，還有一片新大陸。次年，富士康落戶深圳。早年深圳市政府甚至直言：“可以沒有龍華鎮，但不能沒有富士康。”足見這個饑渴久了的土地對其熱情程度。

“市場是我的祖國”，此后郭臺銘操著一口臺灣口音，出入以晉商自居。

尋找制造業的利潤

代工王者臺積電專注芯片，富士康專注消費電子硬件，它們分別生產了信息產業的心臟和軀殼。

臺積電崛起的敲門磚是英特爾認證，最終打開市場卻要通過“群山計劃”來完成。所謂群山計劃，是臺積電給5家使用先進制程的IDM廠商（集芯片設計與制造于一體）制定專屬的技術支撐計劃，來適應每家企業不同需求。本質上，這是先擴充設備后拿單的意思，通過打磨技術，降低成本提高良率，讓自己成為原先集芯片設計和制造為一體廠商的生產車間。代工廠生產的比原來自己工廠的工藝更好，自然能夠贏得客戶的心。

“1987年-1997頭十年，臺積電主要的成就是奠定美國市場。第二個十年，我們奠定PC（個人電腦）跟graphics（電腦繪圖）的市場。最近的十年，我們奠定了mobile（行動電話）的市場。”張忠謀喜歡用交響曲和古典樂晚會給每個十年劃上終結符，二十周年時他請來了英偉達、高通等一眾客戶，三十周年名單上多了蘋果、博通等廠家的身影，這與PC和移動互聯網大浪潮相呼應。抓住產業結構性變革機會，臺積電成功登頂。

在傳統理論框架下工業制造環節并不被看好，它屬于產業的上游，總被視作在利潤分成上不占優勢。宏碁的老板施振榮1992年提出微笑曲線理論，當時說為產業轉型提供了理論支撐，他就是典型的唱衰制造環節論調。根據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產業鏈條中價值低洼部分是制造環節，左邊是研發環節，右邊是營銷環節。制造環節利潤低，研發與營銷的附加價值高，因此產業未來應朝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加強知識產權投入，在影響客戶心智的營銷和品牌服務上下功夫。

張忠謀對生產制造的利潤有不同的看法，他從世界前二十的半導體公司的財務報表里發現了新的商業模式。除了英特爾有足夠的能力去建設自己的晶圓廠，絕大多數半導體公司幾乎無力應對摩爾定律對生產工藝和制程提升的高要求，晶圓代工因此能成為一門絕佳的生意。

戰略學大師邁克·波特認為，“臺積電不但創造了自己的產業(半導體制造代工業)，也創造了客戶的產業(半導體設計產業)”。臺積電的存在，就是對分工與合作的謳歌。

張忠謀離開后的臺積電，無論如何也與低附加值扯不上關系。它已牢牢把控了產業鏈里的核心位置。在一些制程工藝剛投產時，晶圓代工廠的主動性甚至要高于芯片設計商，許多設計玩家寧愿排隊花更多錢在臺積電流片。2017年這家企業的市值一度超過了巨頭英特爾，利潤率近四成，超過了超級品牌蘋果。

富士康對利潤的故事則是另一套方法。它常常等市場成熟后，在最短時間大量生產以最低價格占領市場，即使是最低價格，富士康仍能盈利。“降價是為了客戶的利益，也是一種‘服務’，也形成了鴻海競爭力的一部分。” “我們連一臺市場上賣499美元的電腦都能賺錢。”郭臺銘非常自豪。

利潤=售價-成本。富士康的低價清場模式能夠走通，需要超高水準的成本控制能力。產品利潤高的時候，整個企業最大規模量產。當產品進入微利周期，富士康有完整的產品制造組裝鏈條，把降低成本的所有環節都控制在手，總有一個環節掙錢，總有一個工序掙錢，通過高效地供應鏈管理平衡出利潤。生產線不停，一些產品薄利維持機械運轉，只要有高利潤產品，利潤總能被管理出來。

要讓利潤被管理出來，就需要掌控關鍵零部件，把所有降低成本的環節控制住，這離不開技術模具的投入。郭臺銘很早就篤信制造環節里的財富。他面前曾有過岔路，70年代末，臺灣的土地價格上漲，原材料也缺貨，選擇房地產或轉手買賣都能賺到快錢。但郭臺銘經住了誘惑，資金被投入到技術和模具上。比如，1987年鴻海一口氣投資了1億臺幣，買下48部高精尖機器，這筆投資超過當時富士康資本額的一半。郭臺銘多次表達過對技術的態度，“只要有了錢，我要去德國買模具、日本買精密陶瓷的技術。”

而關鍵零部件上，專利是保住企業競爭力的重要護城河。以鴻海撬動行業的電腦連接器為例，2美元的產品里曾有過8000多項專利。郭臺銘在這里面手握的專利數世界第一，富士康也是大陸專利數量最多的企業之一。鴻海曾多次面臨專利訴訟，但從2002年開始，被人告了二十幾年的富士康開始反攻，“上半場是國外大廠告鴻海，鴻海沒死；下半場就是鴻海告別人。”

兩大代工巨頭對制造環節投入不遺實力，他們將制造業的門檻一再拉高，變成了重資本投入重技術投入的行業。這與微笑曲線很難吻合。值得一提的是，施振榮推出微笑曲線之后，宏碁的業績表現并不出色。微笑曲線也并未給他自己的企業帶來一線生機，反而是它曾經的代工廠富士康，一路做大。

兩家世界級代工大佬應該是惺惺相惜的。一本講述郭臺銘商業秘密的傳記里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2002年7月的一場論壇中，張忠謀和郭臺銘同臺演講，張忠謀被安排在第一場，郭臺銘被安排在第二場。通常演講者結束自己的部分后會先行離開，但是半導體教父張忠謀卻留下來聽完了郭臺銘的整場演講。那是他們的首次同臺。

為“世界工廠”問路

“企業的經濟地圖，以利潤為國界，他們會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在獲利最高的地方販賣。供應鏈管理是這種模式的最佳寫照。哪些作業該委外？哪些作業要自己進行？兩者又該選擇在何處進行？答案均指向全球運作。”經濟學家梭羅這句話在多本講述富士康競爭秘訣的書中被提到過。

全球化運作，很多時候往往通過并購實現。富士康和臺積電的壯大之路，都動用了這一關鍵的手段。

臺積電的產能大飛躍與2000年左右的兩次大并購有關。臺積電在8天時間內推動了兩起并購，吞金德基半導體（ASMC）和世大半導體公司(WSMC)兩家當時世界排名前20的晶圓代工企業。同年11月臺積電還對之前的控股公司Wafer Tech進行股份增持。一年之內，它的產能大幅提升了80%，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

2003年是鴻海在投資并購上值得稱道的一年，當時郭臺銘很驕傲，“我們是臺灣第一家在一年內完成三大洲并購的公司。” 他接連收購兩大手機巨頭諾基亞和摩托羅拉的供應商代工廠，既接手了對方在歐亞美的設備，還拿下了競爭對手雙方的單子。鴻海成長路上的并購有很多，基本目的不外乎：一，靠近國際大品牌，贏得訂單；二，進入新領域獲得贏利點，比如收購湯姆遜的工廠進入了光領域，收購普利爾進入數碼相機領域。收購夏普，掌握面板這一核心零部件，增強在電視機領域的競爭力。

2016年底2017年初，曾是日本芯片第一的東芝半導體由于東芝公司深陷財務造假和核電危機，被迫尋求出售半導體業務。媒體傳得沸沸揚揚的是，富士康打算聯合臺積電一起啃下這塊硬骨頭。富士康看中了東芝的閃存業務，這能幫助它整合此前收購的夏普業務，確保在電視機產業鏈中的優勢。而臺積電可能通過這次收購反擊三星，開拓新業務線。

但最終這次收購的買主是美國的貝恩資本，據說日本的國家安全和防止核心技術外泄成為了重要的考量指標。“收購方的選定實際上是由日本經濟產業省主導的，這不公平”，郭臺銘當時抱怨。

總統特朗普是最大的國際貿易局勢新常態。兩家信奉分工和比較優勢的企業未來可能會頻繁遭遇單一企業經濟理性無法左右的局面。就像它們所在的臺灣島上過去三十年來頻繁見到的那樣。

郭臺銘提過一個“全球成本競爭”概念。“現在海內外企業之間的競爭是一種全球成本的競爭，所謂全球成本的競爭是‘社會成本+國家成本+公司營銷成本’的競爭。”社會成本最主要的是人才的供給。國家成本指的是國家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和優惠政策。公司營銷成本是企業營銷的必要投入。綜合來看，作為代工企業，郭臺銘在1988年的西進，無疑是非常明智的選擇，他將分工和區域合作運用到了極致。

富士康的成功當然離不開“新大陸”的慷慨，即使在深圳騰籠換鳥，富士康北遷西拓中，所到之處，無不備受擁躉。《紐約時報》曾經對富士康在河南鄭州的蘋果代工項目有一份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文章中談到：“當地政府不僅為富士康提供了超過15億美元資金修建工廠設施和員工宿舍，而且還專門鋪設了道路，修建了發電廠。”如今，全球一半的IPhone產自鄭州，有人戲言，鄭州的特產除了胡辣湯還有IPhone。

與臺灣出生的郭臺銘1988年即深圳建廠相對的是，臺積電一直到2009年馬英九上臺兩岸的經濟往來逐步放開后，才開始承接大陸半導體公司的訂單。此前由于李登輝和陳水扁對投資大陸的管控、戒急用忍等政策，甚至大打南向政策引導臺商投資東南亞以抗衡大陸對臺商的招攬。許多企業包括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對大陸的投資一直受限，最終晚了20年進入大陸。

2014年，4月郭臺銘聯合30多家企業在報紙刊載半版廣告支持兩岸服貿協定，廣告內容是八個字“跨出臺灣、立足世界”。即使是一貫不表達出黨派立場的張忠謀當時也對那場運動表示“我感到很悲傷”，他沒有解釋更多，但從他過往的言論里可以看到，他對臺灣島的封閉表示過批判。“臺灣到現在都還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地方，雖然說最近二三十年來相當國際化了，可是我十四歲到十八歲的上海，可以說比現在的臺灣要國際化得多了、開放得多了。”

郭臺銘對臺積電和臺灣芯片產業遲遲不在大陸布局表達過隱憂。2015年，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2015年在臺灣提及要與張忠謀商談入股收購事宜時，郭臺銘一方面表達了不滿，認為張忠謀60多年半導體的經驗不是用錢可以買到的，但他話鋒一轉，提到了臺灣面板產業的困難處境，認為是錯誤的政策導致臺灣面板產業在大陸布局，“半導體產業不能再錯一次。”

張忠謀已經87歲了，滿頭銀發，本月終于退休，曾經說要65歲退休的郭臺銘最近表示還可以再干五年，臺灣經濟界已經很久沒有新生代人物出現了。全球主義退潮，缺乏龐大市場支撐和完整產業鏈條的小島很難想象能誕生新的張忠謀和郭臺銘。

另一方面，大陸企業在分工之路上想往更高附加值的領域擴張時也明顯碰到了壁壘。有瓦森納協定在前，特朗普政府計劃全面限制針對中國制造2025的技術轉讓，最新的限制是禁止擁有美國公司至少25％所有權的中國公司購買白宮認為重要技術的公司。大陸能找到自己的張忠謀和新大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