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的中國命途多舛。在北方，英法聯軍進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倉皇北狩，并在次年死在熱河行宮，將這個破碎的帝國連同不滿10歲的繼承人愛新覺羅·載淳，一同留給他的嬪妃葉赫那拉氏——后來的慈禧太后。這一年新簽訂的《北京條約》，又為這個破敗的帝國增添一筆高達800萬兩的戰爭賠款。而此時，帝國的賦稅要源，南方的半壁江山，已然淪入太平天國之手,形容這段歷史時，有一句老生常談——落后就要挨打。

　　但，大清朝真的是“落后”嗎？以后的一組數據顯示，在1860年這一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值的 32.9%，排名世界第一,這個“第一”也是靠茶葉、瓷器、絲綢撐起來的。

　　1860年,中國制造業位于世界第一的數據來自何方？

　　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之中，“制造業產值”占有極特殊的地位：制造業是先進生產力的標志，而生產力又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

　　一面是落后就要挨打的老弱帝國，一面是制造業總產值比重排行全球第一的 “頭號大國”，失敗和榮光的橡皮圖章，同時被蓋在 1860年的中國身上。

　　這個數據在一個地方出現過——2010年在CCTV財經頻道熱播的紀錄片 《華爾街》中：“1860年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美國只占1.8%，處于世界第一的是中國，占到32.9%。而到了1900年，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占到15.8%，中國占到11.1%。”奇怪的是，這組數字與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1820年中美全球GDP比重中的數據一模一樣。

　　說到全球制造業總產值比重的數據，只有貝洛赫在《1750—1980年國際工業化水平》的《1750—1900年世界工業生產的相對份額》中提到過一個估算的數字，1860年，中國的世界工業生產份額是19.7%，確實比美國的7.2%要高，但卻比英國的19.9%低0.2個百分點。

　　“神話第一”前數字時代的中國制造

　　其實，無論是32.9%，還是19.7%，無論在國際上的排名是第一還是第二，對1860年的中國人來說，根本無關緊要。按照瑞典漢學家畢漢思打趣的說法，中華帝國乃是“一個沒有鄰國的帝國”，“第一”對這樣一個帝國沒有意義。

　　帝國之治理，歸根結底不過兩大主題：一是稅收，所得賦稅用以維系整個帝國系統的正常運轉；二是維穩，也就是保證帝國系統的運轉別出太大紕漏。在這兩大主題之下，一切與稅收和維穩相關的話題才會被拿到桌面上仔細討論，比如各省繳納稅賦數額，地方有無叛亂等等，至于貢獻這些稅賦之人，只要他們不造反即可。

　　但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對名次和數字都漫不經心的態度，創造了中國制造業在世界上的神話般的第一。根據布洛赫的數據，在1750年，中國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2.5%，直到 1830年，這個數據仍然占到29.8%，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

　　即使數據可能有所夸張，但仍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中國制造”的魅力——僅在1855年，茶葉輸出量就高達15793700磅，5年后更上升到4千萬磅；景德鎮燒造的白瓷，在廣州依照西洋畫法彩繪后，行銷海外；絲綢甚至出現在英國鄉村小鎮雜貨鋪的貨架上。而衣被于天下的中國織布業，甚至將印度當成了原料產地。

　　但這個“世界第一”并非一架充滿活力、噴吐著蒸汽高速運轉的機器，而是由全國各地難以計數的小手工業者，長期默默無聞的工作拼湊起來的泥足巨人。

在傳統中國，制造業被認為是“副業”，絲綢和布匹的產出靠的不是大工廠里聯合作業和機器生產，而是家庭主婦一寸一寸辛勤地踏機紡紗，其目的也不完全是為了適應市場，更多是為了補貼家計。至于我們津津樂道的蘇繡、閩茶、景德瓷等，大規模的生產只出現在幾個地區，聯合的生產方式亦甚少見，更多的是以家族為基礎的生產模式。

　　在清代景德鎮，往往一個窯廠的徒工就是一個家族，維系家族產業是這種制造業的根本，個人獲得薪酬幾乎可以微乎不計，因為所有盈利都會在家族內進行分配。物質資本的積累也幾乎不會用來進行技術革新——很多家庭以家中的窯和手藝有著數百年的傳承而自豪，技術革新被認為是“有悖祖道”。

　　這種“神話第一”，看起來輝煌無比，但其實就像瓷器一樣，美麗、精致，但是易碎。歐洲憑借其強大的技術革新力量強占中國全球制造業第一的地位，中國“神話第一”的地位也走到了盡頭。

　　洋務運動:“第一”終結者

　　1860年之前，中國不需要西方的承認，它維持著一個唯我獨尊的形象，至少在1858年《天津條約》里“自不得提書‘夷’字”的條款之前，帝國仍然固執地對西方以蠻夷視之。而1860年《北京條約》之后，中國對西方的看法改變了，一種對等的國際關系正在逐漸建立起來。盡管是建立在西方槍炮威脅的基礎上，但中國終于發現自己需要得到西方，更確切地說是得到世界的承認。

　　1863年—1864年翻譯出版的《萬國公法》是一個長久以來被遺忘的里程碑，它標志著中國為加入國際的游戲規則自覺做出的重大努力。這一切，都被包括在后來所說的“洋務運動”中。

　　但在中國的標準教科書中，洋務運動是一段失敗的歷史，它是中國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所做出的無可奈何的反應。貝洛赫在《1750—1980年國際工業化水平》里的數據指出，從1860年中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份額跌至第二之后，到洋務運動進行到第 19年的1880年，更跌至12.5%，排在美國之后，落到第三，之后則是一路下坡，直到1900年跌至令人臉紅的6.2%。

　　這一切真的是這場洋務運動惹的禍嗎？實際上，自工業革命在西方發生以來，就已經注定了這種結局：長期以來中國位居的所謂第一，其實是一種不對等比較的產物，相當于瓷器與槍炮之間的對比，這種對比之間的優勢，完全是數量上的，隨著工業化進程在西方的突飛猛進和技術的不斷革新，這種對比的差距自然會越來越小，直到前者被后者趕超。

　　中國人終于認識到在國際的競爭中，倚為立身治國根本的四書五經不足以抵擋西方的堅船快炮，由這種對現實的憂憤而引燃的尋求富強之道的務實精神，才是洋務運動的真諦。

　　在洋務運動中，軍事制造業上新技術的引進不會遭遇太多困難，因為這本來就由官方壟斷，真正困難的是那些涉及民生的行業。尤其是紡織業，一臺西方先進的紡織機器足以讓數十位傳統的紡織工人下崗。1881年廣東南海搗毀裕厚昌絲廠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證，10月5日那天，數千人前往裕厚昌絲廠，搗毀了他們認為鬼聲鬼叫害人身體的機器。但就在5年后，當地的婦女就將進入絲廠當成一種榮耀，“務求占得一位置為榮幸矣”。在山東，當地的紡紗工則將洋紗和土紗織在一起，從而發明出一種兼具土紗厚實和洋紗細密韌性的優質紗布。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在摧毀之前構建中國制造業第一神話的支柱產業，但也正在此時，大眾開始了自己的“洋務運動”。

　　被中學歷史課本宣判了洋務運動死刑的1895年，或許更應該認為是洋務運動的涅?再生。甲午海戰敗于日本終于挫敗了這個老大帝國的最后一絲自負，洋務運動向西方學習的實踐此后也被進一步深化，之后的變法和新政改革，都應當被視為是洋務運動播下的種子的發芽滋長。

　　至于那個100年后才被計量史家發現的“制造業全球第一”，那從來不是洋務運動要拯救的對象。

　　“第一神話”制造中國

　　中國終于在150多年后又拿回了“全球制造業第一”的地位，根據一份美國經濟咨詢機構的研究報告，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產出的占比達到19.8%，比美國高出0.4%，更有興奮的專家宣稱到2025年，中國將占全球制造業產值的31%。

　　就連美國人自己也離不開“中國制造”，如果沒有“Made in China”，圣誕節都會黯然失色，家用電器的故障足以引起一場家庭危機，沒了中國制造的玩具，也讓孩子屢屢失望。

　　中國制造與美國制造的差別也正在于此，當美國以高新技術作為制造業的主力時，中國則得意于東莞小工廠里密集勞作生產的牛仔褲和運動鞋。如果說，19世紀中國制造業第一的神話，是由易碎的瓷器和易霉的絲綢堆壘起來的話，那么，今天中國所謂制造業第一，背負的是“世界工廠”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