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重慶永川區對外公示,百度Apollo以5280萬元的價格中標重慶永川區“西部自動駕駛開放測試基地”建設項目。

3月23日,合肥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公示,百度中標合肥市智能網聯汽車塘西河公園5G示范運行線設計采購施工一體化項目,將建設中國首個大型5G車路協同示范線。

3月24日,百度又中標山西省交通強國建設試點自動駕駛車路協同示范區(城市路段)項目。根據規劃,該項目將在陽泉市經濟開發區進行車路協同規劃建設,支撐自動駕駛技術驗證、測試評價、運營服務。

如果再將百度Apollo的Robotaxi去年先后在湖南長沙和河北滄州落地串聯起來解讀,與自動駕駛相關的智能交通似乎在中國已呈燎原之勢。

只是Apollo短時間內密集中標突然爆發到底是各種偶然因素疊加的巧合,還是智能交通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與各個城市的智能交通產業布局之間又存在怎樣的內在邏輯?

“交通強國”+“新基建”:地方政府快速響應,智能交通成了必答題

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我們或可從國家的戰略規劃中窺視一二,即必須正視國家政策對地方政府在產業布局上的推動作用。

最近被炒的火熱的“新基建”是在今年3月初的中共中央常委會上提出的,會議明確表示要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其中涵蓋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在內的新型基礎設施7大領域。

智能交通既歸屬人工智能大類,同時又與5G、大數據云計算、工業互聯網、新能源充電樁等其他領域都有關聯,其在“新基建”戰略中的地位和意義不言而喻。

將時間再往回溯幾個月,2019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交通強國建設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綱要》特別提到,要加強智能網聯汽車(智能汽車、自動駕駛、車路協同)研發,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產業鏈。產業落地成為實現“交通強國”的關鍵。

如果對“交通強國”戰略進行深層次解讀,即中國交通要完成三個關鍵性轉變:由追求速度規模向更注重質量效益轉變;由各種交通方式相對獨立發展向更加注重一體化融合發展轉變;由依靠傳統要素驅動向更加注重創新驅動轉變。

這也是說,雖然構成交通的要素是人、車、路,但“交通強國”戰略主要的驅動力量還是集中在車和路這兩個維度上。車可以理解為像智能汽車這類新型交通工具,也可以是自動駕駛這類新技術所帶來的效率提升;路則是由車路協同技術驅動下的傳統交通向智慧交通升級,既包括道路的改造,也包括管理手段的重塑。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無論是“交通強國”還是“新基建”,都有非常強的指導性,促使地方政府必須做出相關部署,智能交通在中國的政策語境中,不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

因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受當地產業基礎、經濟實力等因素影響,可以放棄與智能交通關聯密切的自動駕駛產業的競爭,但對支持自動駕駛普及的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跟進。

這也意味著,在以爭奪產業發展和產業生態的測試區風口過去之后,以5G和V2X為代表的“新基建”智慧交通項目將會成為地方政府爭先上馬的新風口。

從Apollo近期中標的幾個項目可以看出,重慶、合肥和陽泉這幾個城市經過前期布局,現已進入到“交通強國”和“新基建”建設的探索和實踐階段,可以預料,在未來還將有更多城市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

嘗智能交通“頭啖湯”的那些城市都有些什么“來頭”?

既然地方政府布局智能交通有強大的外力推動(國家政策),按一般常理,各個城市會一擁而上,形成競爭趕超的局面,但為什么如今卻呈現出城市布局先后有別的現象呢?其中的原因在于布局智能交通還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首先,要擁有“孕育”智能交通成長的產業土壤。

必須明確,智能交通是一項系統性的綜合技術,其上下游關聯的產業非常多,除了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領域之外,對于自動駕駛、汽車制造、智能制造等產業的依賴程度也非常高。

像Apollo的Robotaxi能率先在長沙和滄州落地,很大原因就在于這兩個城市有非常好的產業基礎對自動駕駛和智能交通進行支持。

擁有三一重工、中聯重科、山河智能等工程機械巨頭的長沙,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實力毋庸多言;滄州在Robotaxi落地之前就引入了北京現代和北汽集團兩大整車制造企業以及上下游配套產業集群,擁有90萬輛整車的制造能力,可以說發展智能駕駛產業的根基非常深厚。

重慶和合肥同樣擁有非常不錯的汽車產業基礎。

前者以長安、東風小康、鑫源等企業為中心構建了一個輻射西部并且與成都汽車產業相呼應的大生態;后者擁有以江淮、安凱等企業為核心的中堅力量,在近期的產業轉型中,新能源汽車產業表現突出,形成了以蔚來、國軒電池、阿雷斯提、通富微電子等頭部企業引領下的全產業鏈條。

其次,要有支持自動駕駛發展的經濟能力。

智能交通建設畢竟是一項“燒錢”的產業,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

Apollo率先布局的長沙和滄州雖然不是一線城市,但就區域經濟實力而言還是非常突出的。

近期中標的幾個城市中,根據各地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重慶作為國內四個直轄市之一,2019年的GDP總量排在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之后,位列全國第五(23605．77億元),此時距離排名第四的廣州僅有22．83億元的差距。由于重慶地域面積大,人口有三千多萬,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的規模,到今年或明年很有機會超越廣州。

合肥2019年GDP距離萬億僅有一步之遙,達到9409．4億元,從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6%的GDP增速來看,合肥經濟還有相當大的潛力可挖。

最后,要有推動智能交通建設的區域特色。

智能交通一般與自動駕駛研發配合著同時出現,這也就是說,在現階段,智能交通的布局要兼顧到自動駕駛的研發。

從傳統汽車的研發流程可知,一款新車上市之前會經歷極為嚴苛的測試,其中包括結構、動力、排放冬夏兩季等各種耐久性測試,以及經常被提及的“三高”(高寒、高溫、高原)測試等,這也意味著,自動駕駛研發也要遵循大致框架進行,其測試標準只能高不能低。

去年Robotaxi落地長沙和滄州,就有媒體解讀為Apollo前期在中國南北兩端選擇的代表城市,今年Apollo在重慶、合肥和陽泉中標,則進一步驗證了自動駕駛研發的落地規律。

我們可以將重慶和陽泉視為西部與西北部的代表城市,合肥為中部代表城市。如是一來,Apollo的密集布局,收獲的是更豐富、更多元的測試環境。

另外一個維度,重慶交通地形特殊是全國有名,對自動駕駛路測來說有著“全能考場”之稱;地處山西東部山地的陽泉境內地形坡度大,道路交通干支交錯,加之行人車輛混雜,對于城市的智能交通布局與自動駕駛測試具有非常高的實戰意義。

重慶和陽泉的區域特色于自動駕駛測試而言成了“稀缺資源”,Apollo要搶先在這些城市布局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示范到普及,智能交通還能給地方政府帶來什么?

目前,各地的智能交通項目都還只是示范項目,根據各地規劃,未來將進行更大范圍的普及。

比如合肥的智能網聯汽車塘西河公園5G示范運行線項目主要包含5G多場景應用、路側感知設備、云控中心、路邊交通設施升級改造、展示廳等。

在合肥包河區的規劃中,下一步還將籌集20億元推進智能網聯產業“一線一場一園一中心”建設,促進產業資源聚集,立足長三角,打造國家級智能網聯汽車先導區。

與合肥項目類似,Apollo參與的陽泉經濟開發區雙向約10公里車路協同測試示范區的路側系統建設,項目包括智能化改造點位的感知、傳輸、邊緣計算、信號采集系統的部署;完成基于百度公有云部署的車路協同云控平臺、自動駕駛車輛監管平臺的部署并通過前端可視化系統進行展示等。

從公開資料可知,這只是陽泉乃至山西布局智能交通的一部分,根據山西省政府公布的2020年計劃投資項目顯示,山西在今年還將進一步鞏固自動駕駛、車路協同示范道路的技術基礎,推動城市道路進行路網協同智能化改造,有序恢復疫情造成的經濟停擺,進一步加速當地產業智能化轉型升級。

如果說建設示范項目是國家政策號召下的產物,個別地方政府或是被動的執行,那么自動駕駛和智能交通的普及則是地方政府發自內心的主動而為。其用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在產業層面,由Apollo站臺背書,可大大強化地方產業標簽。

之所以這么說,是由百度在自動駕駛和智能交通領域所積累的技術優勢決定的。

早在2017年百度就入選了首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并且是自動駕駛領域唯一的依托承建單位。

此外,百度是唯一具備自動駕駛及車路協同全棧研發能力的企業,也是唯一同時具備導航地圖甲級測繪資質、自動駕駛高精度地圖采集制作和L4級自動駕駛實車規模化落地應用能力的企業。在自動駕駛車路協同智能系統和云控平臺等方面具有完整的研發和應用能力,并擁有眾多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

地方政府與Apollo合作,即向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有百度的技術作為支撐,這個城市的自動駕駛產業具有相當強的實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當地產業的發展。

像長沙和滄州就是因為Robotaxi落地引發行業關注之后,繼而形成了產業生態的聚集,如今成為中國自動駕駛領域極具分量的城市。

其二,在城市管理層面,智能交通確實能夠解決地方政府的城市管理問題。

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樣,個別城市可能不具備自動駕駛產業發展的基礎,但與自動駕駛關聯密切的智能交通能有效解決很多城市管理問題。

百度曾在2018年11月發布了ACE王牌城市計劃(Autonomous Driving、Connected Road、Efficient City),即自動駕駛、車路協同、高效城市。在去年的Apollo生態大會上,百度發布了Apollo車路協同開放平臺,計劃攜手生態合作伙伴助力更多城市交通建設,打造ACE王牌城市。

根據百度公布的數據顯示,Apollo車路協同已經成功避免測試路段90%路口急剎、解決50%停車停滯等交通問題。在長沙進行試點的智能信控及智能泊車等解決方案,也使交通效率獲得了顯著提升。

綜上而言,在“交通強國”和“新基建”的主基調下,地方政府從示范到普及的內生動力就更足了。